x

全部频道

文旅> 正文

他们的“下沉年代”是如何发生的?

2021-05-14 09:21 北京青年报

来源标题:他们的“下沉年代”是如何发生的?

美国的事从来就不只是美国自己的事,那迟早都会外溢、波及其他地方,正因此,美国的社会变动一直是世人瞩目的焦点。然而,近些年来,人们渐渐地觉得在美国发生的一切越来越难以理解,甚至连美国人自己都说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更不确定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

如果当下看不清,那么一个可取的办法就是拉长镜头,回到历史中去,毕竟任何变动总有更早的蛛丝马迹可以追寻。在读乔治·帕克这本《下沉年代》时,你很容易产生一种倒镜头似的错觉,因为他将长达三四十年的美国社会变动都浓缩在其中,通过一个个人物的切身经历,将无数碎片化的拼图组合成一幅完整的画面,以此至少让人直观地意识到,如果说美国发生了一些变化,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变化。

1

虽然这个故事是从1978年写起的,但那种令人眩晕的变动其实在1960年代就已经露出了苗头:战后的富裕社会催生了一种反思性的新文化,强调平等主义、和平、环保和性解放都是美德;他们坚称所有政体都是封闭的,不仅抨击包括医院、学校在内的所有建制性机构,甚至抨击自由主义本身;以往曾被忽视、压抑的族群开始发声,而原本作为“美国文化的房东”的白人新教徒,反倒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了。

但更关键的,则是当时受民权运动和产业转型的推动,美国的新兴产业迁往西南的“阳光地带”或海外,任由老工业区逐渐衰败。《六十年代与现代美国的终结》一书早已点明了其中的问题:“后工业社会摧毁了现代城市历史的经济和文化目标。一个不再以工业为基础的社会便不再需要城市来做工业中心。因为后工业经济不再依赖没有技术的移民劳动力,城市也不再是种族同化的大熔炉。”

这些变动,一言以蔽之,就是“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当后工业社会降临,在工业时代曾是美国社会生活中心的城市、厂区都破败了,原本将美国人凝聚在一起的主流群体、价值观和建制机构也遭到了批判乃至否定。这当然不是现在才被人意识到,亨廷顿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中就已经提出警告:鉴于美国缺乏人种、民众和文化共性,各行其是的多元文化主义在赋予人自由的同时,仅靠意识形态的黏合力是很弱的。这样,原先“合众为一”的“熔炉”,渐渐地就变成了彼此相混、碰撞但却并不会真正融合的“色拉钵”。哪怕是生活在同一城市里的不同群体之间也缺乏相互理解,民意和法律的冲突形成一个无解的死结,政治人物不是居间取巧,就是左右为难、走入绝境。

这是任何对美国社会的观察者都无法忽视的结构性变迁,只不过经济学家或许关注去工业化/后工业化的成效,政治学者忧心这对美国凝聚力的潜在影响,而乔治·帕克作为记者,则更留意芸芸众生如何在这时代的浪潮中挣扎生存。书名《下沉年代》的原文便是The Unwinding,意为解开、打开、松开某种卷绕之物,因而确切地说,这并非只是“下沉”,而是指原有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的解体过程,用书中的话说,“曾经有一束线圈将美国人安全地绑在一起,有时甚至紧得令人窒息,可不知从何时开始松开了。”这个国家自此无可挽回地改变了,由此而来的“眩晕”,实际上是中心坍塌之后出现的失重感。

2

在此,一个苦涩的现实是:那些原本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看似争取到了自己的权益,但那些原先的权贵们随即作出反应,不再像原先那样承担责任,扔下他们自谋生路,其结果,一个典型锈带工人的生活处境其实是比以前更艰难了。俄亥俄州黑人女性塔米·托马斯的经历就是其缩影:她好不容易才挣脱有毒的原生家庭环境,凭着自己的努力进入通用汽车公司,要是早几十年,这将是典型的“美国梦”,然而生不逢时的她却眼睁睁看着梦想破灭。

“自由”的滋味是苦是甜,不同阶层的人尝起来是迥然不同的。在新自由主义的激越号角下,的确有一些精英人士爬到了时代巅峰,成为年薪百万的金融分析师或软件工程师,更不用说在这“超级资本主义”下如鱼得水的资本家们了;然而那只属于极少数人,而对于未能挤进上层的大多数人来说,“自由”的首要意味却往往是一种缺乏保障的生活,考虑到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未推行全民医保的国家,那就更是如此了。

当个体还缺乏制度性保障的时候,仅仅告诉人“你自由了”,并不能让他们的处境变好。这就像在残酷的战争中,主力军放弃了自己的责任,让老弱病残自己活下去,那么这些人大概率会饿死。《六十年代与现代美国的终结》一书很早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权力下放既逃避了社会正义问题,又逃避了集体谈判问题,所以‘白人新教徒阶层’予以大力支持。如此一来,权力下放仅仅产生了这个结果:‘黑人控制了黑人的痛苦,白人则控制了全国的财富。’”

弱势群体在此遭遇到了双重挫败:无法在这样的新环境下实现成功,而一旦失败,还被认为只能归结于自身有问题。这就是本书中所说的,“当令旧体系能有效运转的规范开始解体,领导者放弃了职责”,仿佛穷人的处境都是自己造成的,“自由如此之多,而你只能依靠自己”。正因此,对“美国梦”来说,最大的威胁就是阶层固化和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因为这意味着单靠个人努力已无法实现阶层流动,这又沉重打击了以往那种鼓励勤奋努力的价值观。

3

这乍看是一幅“沉疴遍地”的图景,甚至看不到什么希望,但在历史上并非第一次出现。英国诗人叶芝1920年的诗作《第二次降临》中就刻画了他那个时代的征象:“事物分离,中心不存。”不知道的或许还以为这是在预言一百年后的美国。事实上,当社会向前发展,边缘兴起,这几乎是不可避免会出现的一幕,也不完全是坏事。在经历战后经济增长的繁荣后,法国到1970年代也出现了某种过往生活方式的终结:传统的社会团结,无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都已宣告破裂,人们生活过的那个曾经熟识的世界,渐渐变成了一个失落的世界,每个人都在经受转型期的阵痛。

如果说美国有什么不一样,那或许在于:由于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幸运地避免了欧洲那样惨烈的破坏,美国此前也就很少面临变革的压力,因而它尽管高度发达,但原有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都比欧洲更偏保守,而它大陆级的国土规模,也使这种转型要完成需要耗费更多时间。不仅如此,作为冷战的胜利者和唯一的超级大国,当它所受的外部威胁消失时,原本提供凝聚力的认同感也随之被弱化。这就像公元前84年,罗马击败最后一个强敌米特拉达梯后,三巨头之一的苏拉问道:“如今世上再也没有我们的敌人,共和国的命运会怎样呢?”

十多年前,两位学者曾在《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强调,美国之所以强大到难以与之抗争,正在于“帝国不建立权力的中心,不依赖固定的疆界和界限,它是一个无中心、无疆界的统治机器”。这或许是事实,但至少从现在来看,这种“去中心化”既是其力量所在,也给它自身造成了难以解决的麻烦,甚至可能成为其弱点——因为一个无中心的系统,意味着无人主动承担责任,更无法有效采取行动来挽救局面,人们看到的只是无休止的相互碰撞,而最终这合力的结果如何却无从预料。

这是一场危机,《下沉年代》只写到2012年为止,从近几年的走向来看,美国的应对之道大致有两个方向:一是寻找外部敌人,借此重塑认同感,突出自身利益;二是努力弥合社会不平等,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奥巴马医保的失败和特朗普戏剧性的表现已充分表明,尽管前者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但推进后者毕竟更难。不管怎样,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与其说在目睹美国“下沉”,不如说在目睹它“蜕变”,而这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可能受波及,也因为这样的变迁或许是现代化进程中无法避免的。

责任编辑:纪敬(QC0003)作者:维舟

为你推荐

加载更多

北京千龙新闻网络传播有限责任公司版权所有 未经千龙新闻网书面特别授权,请勿转载或建立镜像,违者依法必究新出网证(京)字013号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2-2-1-2004139 跨地区增值电信业务许可证

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0104056号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11120180003号 京公网安备 11000002000007号

分享到:
QQ空间 新浪微博 微信 腾讯微博 QQ好友 百度首页 腾讯朋友 有道云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