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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姐姐》真的反映了现代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2021-04-06 14:57 北京日报客户端

来源标题:《我的姐姐》真的反映了现代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这个清明档,由殷若昕执导,游晓颖编剧,张子枫、朱媛媛、肖央等主演的《我的姐姐》成为了最大的票房黑马。该片4月2日公映,截止到4月5日晚上8时,票房达到了4.3亿元,预计最终票房可能会突破9亿元。

在豆瓣网上,该片的评分高达7.2分,对于一位新导演来说,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

但最难得的是,针对片中张子枫饰演的姐姐在影片结尾的艰难抉择,在网上掀起了各种讨论。尤其是女性观众,不但是影院中观影的主力军,而是也是对影片中的安然最能感同深受的一群人。可以说,这是一群女性创作者针对女性观众而量身定制的一部女性话题电影,它的卖座,证明了这部电影已经成功触动了女性观众内心深处的心弦,赢得了她们的认同。

社会学家李银河老师在自己的微博上发了一张观后感,从社会学分析的角度,解读《我的姐姐》这部电影的意义,“由于现代化进程带来了新的价值观排序和个人本位的思维逻辑,就使得姐姐的心理陷入激烈冲突。所谓个人本位价值观就是把个人的自我实现摆在第一位,把家庭价值和亲情摆在第二位。于是姐姐要不要为家庭责任牺牲个人价值就成了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难题:是生还是死?是分还是合?是追求个人的人生价值,还是为了亲情牺牲个人?”

《我的姐姐》故事并不复杂,片中父母意外去世,留给安然一个六岁的弟弟,两人从未谋面。现在安然面临人生选择:一是大胆追求个人独立,去北京考研,离开这个让自己伤心的地方;要不就是留下,照顾弟弟,回归家庭,日子过得平淡如水。就像片中朱媛媛饰演的姑姑一样,当年为了照顾弟弟,也就是安然的父亲,牺牲了自己的学业,最终嫁给了一个不争气的丈夫,人生事业全部毁了。

显然,创作者在这里设了一个“二选一”的圈套,“去北京考研”意味着一个自由奔放的外面世界,可以尽情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和梦想;而留在老家,就要养大一个六岁的弟弟,帮助他成家立业,安然必然没有过多的精力来经营个人的生活。

这让我想起了顾长卫导演2005年执导的第一部电影《孔雀》,张静初在片中也是扮演一位向往外面世界的“姐姐”高卫红,家里有一个智障的哥哥和一个少言寡语的弟弟。高卫红在影片开头时曾经向往去当一名女空军,可以自由地翱翔在天空上,但这个梦想最后没有实现。后来,她嫁给了一个自己不爱的政府小职员,眼神里的光芒越来越黯淡,最后终于泯然众人矣……

可以说,在《我的姐姐》里,安然面临的两套选择道路中,《孔雀》中的姐姐就是“安然选择照顾弟弟”后的那条路,这条路的后果已经在《孔雀》里表现了。

可贵的是,《我的姐姐》的创作者并没有帮助安然选择其中的一条,而是采用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就像导演殷若昕说的,按照安然的性格,她一定会去北京考研,追逐自己的梦想;但另一方面,影片结尾,弟弟已经主动接受了被领养的命运,但安然却在弟弟领养人提供的要她“永远不见弟弟”的协议书上签字的最后一刻,转身带着弟弟跑了出来。这说明她内心中还是舍不得这个弟弟,血缘亲情战胜了利益算计。

可能会有观众提供很多点子,想办法找出解决安然面临难题的完美答案。但在我看来,这只是电影的一个噱头,目的只是让观众沉浸在主创设定的游戏规则里,而影片最想表达的内容,是一对素未谋面的姐弟从一开始互相排斥到逐渐互相了解,再到建立起足够的信任,血缘纽带慢慢链接上,最终互相接纳的过程。

或者说,这是一个从小受过严重心理创伤的女孩在父母因为车祸骤然去世后,从弟弟身上重新找回爱和温暖的故事,是一次安然作为女性身上自带的“母性”和“女儿性”的自然属性的修复过程。

因此,影片中最让女性观众感同身受甚至潸然泪下的 ,是安然在影片中展现出来的被“重男轻女”的父母有意无意烙下的伤口,比如影片中安然从小被父母打扮成“残疾女孩”,因为父母想利用政策再生一个男孩。当真相被人发现后,父亲就是对她一顿痛打;或者是年幼的弟弟无意说的一句“我们的爸爸好像不是一个人,他从来没有打过我”。这些安然在原生家庭中经受过的心灵上的创伤,会在一部分女性观众身上找到共鸣。虽然现在在大城市里,“重男轻女”的现象已经很少见了,但不得不承认,在一些小地方和边远地区,类似的愚昧想法和传统价值观依然存在。

《我的姐姐》最别出心裁的一点是,它没有让安然跟父母达成和解,而是在影片一开头,就让她的父母因为车祸而离世。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父母的去世,安然就很自然地离开了老家,去北京考研,她有可能会实现自己的梦想,成为一名医生,最终出国深造或者是成为北京三甲医院的一名大夫;但也有一种可能,安然多次考研不中,成为了一名北漂。多年以后,北京实在呆不下去了,只好灰溜溜地回到老家。这时候,前男友已经结婚生子,安然只能从远处看着他们一家人幸福的背影,眼神着全是落寞……

“离家出走”,“去远方追逐诗和远方”,这些话题其实在“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文学里就表现过了。茅盾先生1931年发表的小说《家》,就是通过对觉新、觉慧、觉民三兄弟的刻画,来反映三人在那个年代大家庭里的苦闷和彷徨。《我的姐姐》中的安然,一开始像觉民,一心要冲破封建藩篱,绝然离家抗婚,追求自己的爱情。而片尾的安然,就变成了觉新,既接受新思想,但也不反叛旧习俗,内心复杂纠结。

《我的姐姐》公映后,网上有不少女性大呼过瘾,有些甚至认为,片中的安然“太磨叽了”,她应该毅然决然地扔下年幼的弟弟,勇敢去追逐自己的梦想,“这才是新时代女性的形象。”

我必须承认,现在的女性在自我意识上越来越自由笃定,整个社会的宽容度也越来越高。女性可以不结婚,不生孩子,一心追求自己的梦想,这都没有错,是个人的自由。但如果仅仅是把这些行为跟现代女性的自由意识平等意识简单等同起来,恐怕就让人不敢苟同了。

《我的姐姐》最让人感动的,恰恰是片中安然跟弟弟逐渐培养起“姐弟情”的戏份,电影院里哭声最大的也是影片最后姐弟俩一起踢足球的画面。如果弟弟在片中的大人世界里就是一只被随意抛踢的足球,谁都想一脚踢飞这个麻烦,那么,安然最后的举动,说明她最终接纳了这个曾经陌生的弟弟,建立起了女性血液里天生的母性和亲情,这才是一个人格变得健全的现代女性形象。

不管社会如何发展,科技如何进步,人类的自身困境都没有太大的改变。对于那些勇敢追逐自己梦想的独立女性而言,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放弃所有的亲情和爱情,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人也一样,就像电影中肖央饰演的舅舅,整天无所事事,谎话连篇,但他却会独自一个经常来墓地看望安然的父母,这一时刻让安然在他身上找到“父亲的影子”。一个失去了任何亲情纽带的人,一个最现实的问题也终将摆在她们前面:当一个了无牵挂的老人住进养老院后,她们会不会受到护工们的虐待和冷落?当然,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这个话题,足以拍出一系列电影来。

责任编辑:纪敬(QC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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