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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轴线最北端的“通天塔”!它们是天人合一的标志

2021-04-02 10:08 北京日报副刊

来源标题:北京中轴线最北端的“通天塔”!它们是天人合一的标志

北京中轴线最北端耸立着两座高大的建筑,即鼓楼和钟楼。观天测地,定时齐政,在中国古代,这两座建筑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因何居北 元大都的创新

在中国古代,鼓楼和钟楼代表了国家报时的权力,每当一个新的王朝建立之后,都要颁布新的历法,重订时间标准。因此,自先秦时期一直到清代,曾经颁行过几十种历法。

历法的颁行牵涉到年、月、日、时,报时的设施就显得极为重要。在中国古代,报时工具主要是钟和鼓,因其撞击之声可以传得很远。因此,由政府建造鼓楼和钟楼,再造钟鼓放在其中,以负责报时,也就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了。古时建造计量时间标准的器械,如简仪、莲花漏等是由主掌天文、历法的官员负责;而撞击钟鼓以报时,则由特殊的军士来负责。

北京作为大一统王朝的都城是从元大都开始的,大都城是一座拔地而起的新城市,整个城市是按照诸多文化理念来规划设计的,例如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就是按照《周礼·考工记》的理想都城模式来加以实践的。而对钟鼓楼的设计,则开创了一个新的模式,体现了一种新的文化理念。

在此之前的汉唐长安城及北宋开封城,鼓楼和钟楼皆东西相向,并列在皇城的前面。彼时的鼓楼和钟楼是都城中的辅助设施,都城设计者所突出的,只是皇城和宫城。

但是到了元代,都城设计者却把鼓楼和钟楼放到皇城和宫城的北面。这种设计模式体现出钟鼓楼的地位要高于皇城和宫城。在中国古代都城规划中有两大思想主题,一种是以北为尊,最尊贵的建筑应该放在最北端,典型代表就是隋唐时期的长安城。元大都的设计者把钟鼓楼放到了皇城和宫城的北面,体现了钟鼓楼要尊于皇城和宫城的思路——钟鼓楼在北面,代表的是“上天”,而皇城在南面,是“天子”所居。

天人合一 钟鼓楼成为标志

元大都设计者的这种“创新”模式,应该源自宋儒提出的“天人合一”理念。宋代的儒学比此前的唐代有了进一步发展,是因为他们提出了“道”的概念。在古人看来,“天”是宇宙世界,“人”是世间社会,二者是无法“合”在一起的。但是,“天”有运行规律,即天道;“人”也有运行规律,即人道。只有当人道合于天道的时候,社会才能够安定。“天人合一”指的是在“道”上的合一。

在元大都的设计者看来,人道与天道相合,就要有一个标志,这个标志,就是鼓楼和钟楼,因此,当时人们把大都城的鼓楼称为“齐政楼”。天地在不断运行,由此带来了一年的四季冷暖。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由此带来了治乱变化。所谓“齐政”,只不过是人们的一种美好理想,其实,有治必有乱,这才是真正的社会发展规律。

元大都的鼓楼和钟楼是何时建成的,是由谁来主持建造的,史无明文。但是,从相关信息来看,应该是由主持元代历法《授时历》修订工作的大科学家郭守敬来主持建造的,而且是在元大都城建成之时同时完成的。当时的计时工具,被称为“碑漏”。史称:“都城刻漏,旧以木为之,其形如碑,故名碑漏,内设曲筒,铸铜为丸,自碑首转行而下,鸣铙以为节,其漏经久废坏,晨昏失度。”(《元·齐履谦传》)

计时工具必须经常加以维修,以保证计时的准确性。作为郭守敬的弟子,齐履谦完成了这项工作。“大德元年,中书俾履谦视之,因见刻漏旁有宋旧铜壶四,于是按图考定莲花、宝山等漏制,命工改作,又请重建鼓楼,增置更鼓并守漏卒,当时遵用之。”由此可见,最迟在大德元年(1297年),经过齐履谦的建议,元朝政府重新制作了计量时间的工具碑漏,并将其改称“莲花漏”,又重新建造了鼓楼,以及报时的更鼓。这项工作的完成,使得当时报时更加精确。

《元史》中还讲到一件事:“九年冬,始立南郊,礼昊天上帝,履谦摄司天台官。旧制,享祀,司天虽掌时刻,无钟鼓更漏,往往至旦始行事。履谦白宰执,请用钟鼓更漏,俾早晏有节,从之。”文中“九年”指大德九年(1305年),“始立南郊”指设置祭坛。刚开始的时候,祭祀活动没有按照时间举行的习惯,后来在齐履谦的建议下,使用了“钟鼓更漏”,才变得井然有序。这一切,也是和钟鼓楼的设置有密切的关系。

明代重建 旧址还是偏东?

元朝灭亡,明朝建立,定都南京,大都城的元朝宫殿全被拆毁,鼓楼和钟楼也一并废弃,因为这里已经不再是都城,也就不应该再有钟鼓楼这样的国家计时设施。及明成祖定都北京,决定重新在这里建造鼓楼和钟楼,并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今天我们见到的鼓楼和钟楼,就是明朝重新建造的,到了清代又加以重修。

有些学者认为,明代的鼓楼和钟楼建在元代钟鼓楼的东侧。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元人熊梦祥在《析津志》一书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齐政楼,都城之丽谯也。东,中心阁大街,东去即都府治所。南,海子桥、澄清闸。西,斜街,过凤池坊。北,钟楼。此楼正居都城之中,楼下三门……齐政者,《书》‘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之义。上有壶漏、鼓角,俯瞰城堙,宫墙在望,宜有禁。”(《日下旧闻考》卷五十四引述之文)《析津志》一书已佚,多有佚文被其他文献转载。

书中所言,最重要的标志就是齐政楼的南面有“海子桥”。海子桥是俗称,因为在海子(即积水潭)东侧而得名,官称“万宁桥”,是一座石桥。最初在建大都城时,这里只建有一座木桥,到元代中期,才改为石桥,一直沿用至今。元代的齐政楼向南正对海子桥,明代的鼓楼和钟楼也是向南正对海子桥,因此可以证明,明代重建的鼓楼和钟楼应该就在元代钟鼓楼的旧址之上。

《析津志》一书中所讲到的“壶漏”应该就是齐履谦按照宋朝莲花漏的样子改造制作的莲花漏(又称七宝灯漏)。莲花漏十分精美,一直使用到元朝末年,明朝军队攻占元大都城时,莲花漏与其它宫廷用品一起被运送到了南京城。不承想明太祖见到莲花漏十分生气,认为它过于精美,遂将其毁掉了。此后,政府计时再也没有使用过这种精美的仪器。到了清代,人们已经很少用这种“壶漏”来计量时间了,而是改为燃香计时的办法了。

鼓楼起源 并非因李崇缉盗

鼓楼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这就牵扯出一位南北朝时期的历史人物李崇。

李崇是北魏时期的大将,史称:在他镇守兖州(今山东济宁)时,“兖土旧多劫盗,崇乃村置一楼,楼悬一鼓,盗发之处,双槌乱击,四面诸村,闻鼓皆守要路。俄顷之间,声布百里,其中险要,悉有伏人,盗窃始发,便尔禽送。诸州置楼县鼓,自崇始也。”(《北史》卷四十三《李崇传》)文中“县鼓”是“悬鼓”的意思。

李崇所创造的鼓楼,每个村都设置一个,其功能并不是为了报时,而是为了缉拿盗匪,这个功能与都城设置的钟鼓楼完全不一样,因此明清时期有些文献中把李崇作为鼓楼的创始者。其实鼓楼的创建时间,比北魏时期的李崇时代要久远得多。应该说,最初设置钟鼓楼,就是为了报时,钟和鼓的声音可以传得很远,也容易辨别,故而除了在都城设置钟鼓楼之外,其它州县城镇也都普遍设置了钟鼓楼,只是大多被称为谯楼而已。

到了明清,随着北京城市变迁,人们的观念也在不断变化,钟鼓楼已经不再处于全城的中心位置。皇权至上的观念变得越来越强,皇城和宫城也就取代钟鼓楼,成为全城最核心的建筑。但是,不论历史如何发展,钟鼓楼位居北京中轴线的最北端,这个状况没有再发生变化。今天的钟鼓楼已经失去了报时功能,却因为北京中轴线申遗而再次引起人们关注。作为一项文化遗产,希望它能够在今后发挥更大的文化影响,成为北京一张亮丽的文博名片。

责任编辑:纪敬(QC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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