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河北·人文之美】东坡识石

2018-06-04 09:37 河北新闻网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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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河北·人文之美】东坡识石

苏东坡雕像

苏轼,是中国名副其实的大文豪,可以说无人不晓;但苏轼也是中国赏石文化之巨匠,则鲜为人知。苏轼祖籍河北栾城,他在定州任职时,发现了中华第一名石“雪浪石”,并作文铭之。所以说,苏轼与河北、与赏石文化的“缘”,深厚而长远。

苏轼祖籍栾城,因唐宋时期归赵州管辖,故常以“赵郡苏轼”自谓。苏轼、苏辙与父亲苏洵被尊称为“三苏”,同在唐宋八大家行列。“三苏”从没忘记祖籍赵州,为表达对故乡的怀恋,苏洵在自己著作《嘉祐集》中署名赵郡苏洵,苏轼常以“赵郡苏子瞻”“赵郡苏轼”“赵郡苏氏”署名,苏辙则把自己平生所作命名为《栾城集》《栾城后集》《栾城三集》和《栾城应诏集》。

【美丽河北·人文之美】东坡识石

定州雪浪石

苏轼曾担任定州知州,劝农、治军、整边功勋卓著,受百姓爱戴。他在治理定州期间,在州衙后圃得黑石白脉奇石,命名为“雪浪石”,置于书房前。苏轼还亲自到曲阳,定做汉白玉雪浪石盆,将雪浪石置于盆中,激水其上,观赏雪浪翻滚之纹理变化和雄姿。苏轼命好友、同僚滕希靖赋《雪浪石》诗,自己次韵。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辛酉日,苏轼作《雪浪斋铭》,并将其铭刻于芙蓉盆口沿上。

雪浪石,又称“东坡雪浪石”“前雪浪石”。雪浪石,被赋予悠久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燕赵豪气,堪称中华第一名石。

苏轼的赏石情怀,既受到了前代文人名士的感染,也受到了家庭的熏陶。

石头是人类最早认识和利用的自然资源之一。除去作为工具使用,很多石头也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目前,学者们大多认为,中国赏石文化雏形形成于商周时期,到魏晋南北朝则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开始从皇家贵胄走向寻常百姓,寄情山水,崇尚隐逸,淡泊明志,返璞归真成为众多文人墨客的追求。

唐宋时期,伴随社会经济、文化、艺术、园林的繁荣与发展,赏石文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也成为了中国赏石文化的鼎盛时期。恰恰,苏轼赶上了这一如火如荼的赏石文化的洪流,并投身其中。

苏轼的赏石情怀,既受到了前代文人名士的感染,也受到了家庭的熏陶。陶渊明曾经有一块大石,常常醉卧其上,进入梦乡,因而命名为“醒石”。作为赏石名家的白居易,不仅写下了著名的《太湖石记》,还首次提出“怪且丑”的赏石观。这些,都对苏轼赏石观起到激励作用。

苏轼赏石,自幼就受到其父苏洵的熏陶。十二岁时,苏轼在自家宅隙中挖到一块美石,苏洵谓之“天砚”,遂做成砚而赐予苏轼。此砚在苏轼的幼小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他一生珍爱此砚,随身多年,并以其为传家之宝赠以儿孙。苏轼与石头的缘分自天砚始。苏轼一生赏石的例子很多,其赏石经历和成就,对中国赏石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苏轼《怪石供》的创新,不仅在赏石方式,同时在赏石理论上也作出了巨大贡献。

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居黄州贬所。在赤壁江边小儿手中换取到很多细美的河卵石,回到雪堂把玩,他发现将这些怪石放在盆中,再注入清水,其纹理更加清晰,美观与灵性骤现,认定这是此类怪石玩赏的最好方法。于是,他选择了298枚怪石,放在铜盆中,注水以供佛印,并作《怪石供》一文。之后,又收集250枚并二石盘,作《后怪石供》。苏轼还曾将这些怪石盛在石斛中,寄给朋友鲁元翰,并赋诗一首,其中广为流传的名句有“清池上几案,碎月落杯盘”“坚姿聊自儆,秀色亦堪餐”。

元丰八年(1085年),苏轼在登州,仅任五日州守。在繁忙的公务之余,还挤时间到蓬莱阁下,东海之岸,收集到很多白色卵石,并用之养菖蒲。并欣然写下“我持此石归,袖中有东海”的佳句,展现了其坚韧的品质和广阔的胸怀。这种用怪石养植物花卉的赏石行为,也被后人所青睐和效仿。

自从苏轼将细小河卵石用作怪石供及诗赋传出后,这类怪石遂成为爱石者追捧和寻觅的目标,相继有黄州石、齐安石、赤壁石、六合石、五色石、纹石、绮石、灵岩石、雨花石等新的怪石名称出现。实际上,这些繁杂的名称同属一类,只是质地有别,纹饰有变,产地有异而已。同时,也涌现出一批热衷于此类怪石赏玩的名家。

对于苏轼的发明创造,社会给予了充分的认可,自古至今的石谱、著作、论文大都给予了很高评价。宋代杜绾《云林石谱》称之为“黄州石”,言“顷因东坡先生以饼饵易于小儿,得大小百余枚,作《怪石供》,以遗佛印,后甚为士大夫所采玩”。清代收藏黄州石(齐安石)的宋荦曾言:“齐安怪石名天下,自苏子瞻始。”杨复吉为沈心《怪石录》所作跋云:“怪石之名昉于《禹贡》及《山海经》,迨苏文忠公作《怪石供》,遂成艺林佳话。”

中国赏石对象,大致可分为三大类,一是体量较大,不可移动,天然生长的风景名胜石,如河北承德的磬锤峰和蛤蟆石、路南石林的“万年灵芝”等。二是广泛用于园林中筑山、叠石,以及点缀于园林景观的孤赏石等园林用石,如上海豫园的“玉玲珑”、苏州刘园的冠云峰等。三是供石,是个体小巧,可移动的精美奇石,即通常所称石玩、观赏石、雅石等。供石适于陈设于室内厅堂、案几之上,可贴近观瞻,信手把玩。苏轼首先开启的怪石供,是一种较为特殊的赏石方式,被归于供石类。因此,苏轼怪石供的创新,不仅在赏石方式,同时在赏石理论上也作出了巨大贡献。

石虽不能言,而大美在焉,审美是赏石文化的灵魂。山石之美,在于山石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于人们心灵对山石及其环境的认知和品评,即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世界观和人生观。

具有至美和灵性的奇石可喻人,可喻物,可喻诗,可喻画,人们欲在追求其孤傲的情操和坚韧不拔的品质。石之坚韧,风吹浪打,岿然不动;石之孤傲,不攀不附,不媚不俗;石之秀灵,淡泊清雅,诗情画意;石之含蓄,触景生情,托物明志;石之丑怪,怪则稀奇,丑则雄秀。

苏轼所处的时代,是中国赏石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无石不雅”已是社会和各个阶层人士的共识和期待。在赏石行为极大普及,赏石品味不断提升的状态下,赏石文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需要认真地总结与提高,首先面对的是赏石的标准问题。米芾有旷世之才,琴棋书画无一不精,还是宋代最知名的鉴赏家。米芾堪称石痴,一生癖石如命,酷爱灵璧石、太湖石,其拜石抢砚,传为妇孺皆知的佳话。在前人赏石的基础之上,米芾总结出的皱、瘦、漏、透的赏石标准,为世人普遍认可,这是他为赏石文化理论做出的重大贡献。苏轼大米芾十几岁,基本生活在同一时代,二人也是志同道合的好友。苏轼作《咏怪石》诗时,米芾还不到十岁,由此可知,苏轼涉足赏石的时间早于米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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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栾城的苏东坡祖籍纪念馆

米芾首见苏轼,系元丰四年(1081年)于黄州东坡雪堂,米芾自长沙过黄州来访。之后,米芾在评论苏轼的《枯木怪石图》时曾言:“子瞻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看来,米芾对苏轼赏石画石的感受是非常深刻的。苏轼在青年时期所作《咏怪石》诗,是他赏石诗文的开篇之作,诗中“天地之生我,族类广且蕃”“居海岱者充禹贡,雅与铅松相差肩”“吾闻石言愧且谢,丑状歘去不可攀”等诗句,不仅阐释怪石分布广,品类多,往往似禹贡铅松怪石,留名青史,更为重要的是明确赞赏丑石观。在苏轼之后的诗文中,这一观念不时得到充实完善。

苏轼的丑石观并不是他的发明创造,而是借鉴前人所得。白居易《双石》诗曰:“苍然两片石,厥状怪且丑。”诚然,其“怪且丑”的丑石观被苏轼继承并发展了,“丑”字成为赏石的标准之一。后“丑石观”被历代文人和赏石名家传承下来,在皱、瘦、漏、透之后加一丑字,成为赏石标准之共识。清代郑板桥对苏轼的丑石观极为赞赏,并予以发扬光大,他在《板桥题画兰竹》中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东坡曰,石文而丑,一丑字则石之千态万状,皆从此出,彼元章但知好之为好,而不知陋劣之中有至妙也,东坡胸次,其造化之炉冶乎,燮画此石,丑石也。丑而雄,丑而秀。”郑板桥赏石“丑而雄,丑而秀”的观念,无疑是对苏轼赏石理论的阐释与发展,拓宽了赏石的视野,提高了赏石的品位。

苏轼是以诗文咏石的集大成者。至今,似乎还没有他人能够超越,其影响力亦无人可及。

苏轼继承发展了唐以来文人赏石的文化传统,他将诗文和绘画艺术与赏石行为融会贯通,以文咏石,以画咏石。

白居易不仅写出了第一部山石专著《太湖石记》,提出“怪且丑”的赏石观,还是赏石诗作最多的伟大诗人,他的《双石》《太湖石》《磐石铭并序》等诗为其代表之作。江油市李白纪念馆移来一具牛石,李白曾赋生动而形象的《咏石牛》诗:“怪石巍巍巧似牛,山中高卧数千秋。风吹遍体无毛动,雨打浑身有汗流。芳草齐眉难入口,牧童扳角不回头。自来鼻上无绳索,天地为栏夜不收。”

宋徽宗酷爱书画、园林、怪石。他以举国之财建造的“寿山艮岳”,怪石林立,玲珑满目。宋徽宗在成千上万的怪石中,挑选六十五枚,御题刻铭,依形绘图,定名为《宣和六十五石》。宋徽宗的所作所为,影响极大,对中国赏石文化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宋徽宗收集天下奇石,被认为是劳民伤财之举,使得人民怨声载道而误国。元代郝经留有“中原自古多亡国,亡宋谁知是石头”的诗句。

苏轼是以诗文咏石的集大成者。至今,似乎还没有他人能够超越,其影响力亦无人可及。苏轼依托《怪石供》《仇池石》和《雪浪石》而营造的三次赏石文化盛事,在中国赏石文化史上影响深远。苏雪痕先生曾对苏轼赏石的特质做出过较为客观的评价,他说:“苏轼的赏石,不在乎石本身如何……以明志、比德、言情、状物,借之寄托情思,把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融糅在一起,处处表现着他的人生观、宇宙观与生死观,借赏石发挥之。”但是,苏轼的赏石诗文,也对赏石文化产生了更深层次的影响。

试想,如果没有诸如陶渊明、白居易、李白、苏轼等文人诗情画意的表白和颂扬,赏石文化的内涵及品质绝不会如此高远。在苏轼赏石诗文中,确实能够找到许多例子。例如,苏轼经常以怪石寄托思乡之情,在《仇池石》诗中的“但见玉峰横太白,便从鸟道绝峨眉”与《雪浪石》诗中的“离堆四面绕江水,坐无蜀士谁与论”等诗句,都抒发了他对家乡的留恋和思念。同时,苏轼的赏石诗中,其坚韧不拔,淡泊明志,归隐山林的思想无处不在。

苏轼作为极具个性、独具风骚的赏石名家,其在“石文化”上的巨大成就,被他深邃豪放的文学成就淹没了。

苏轼更大的贡献,是将赏石、诗文、绘画融为一体,开创了以绘画艺术为赏石文化服务的先河,这一崭新途径的开辟,对赏石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在绘画史上,苏轼是第一个提出“文人画”的绘画大师,他极力赞赏王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绘画风格,提倡诗画相通,本为一律的文风。“文者,无形之画;画者,有形之文。二者异迹而同趋,以其皆能传生写似,为世之所贵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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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枯木怪石图》

苏轼绘画,多以竹、石、枯木为题材,作为文人画的引领者,坚持写意而不求神似的风格。单国强先生对苏轼的《枯木怪石图》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主体形象之一就是一块颇为独特的怪石,石状尖峻硬实,石皴却盘旋如涡,方圆相兼,既怪又丑。他并非如实的应物象形,但也不是凭空臆造,而是画家借熟悉的奇石之姿抒写‘胸中盘郁’,并将怪石与同样盘折奇倔的枯木画在一起,更鲜明地表露了作者耿耿不平的内心。”苏轼画枯木怪石多,人们对他的画作评论也很多。宋孔武仲《东坡居士画怪石赋》云:东坡居士“观于万物,无所不适,而尤得意于怪石之嶙峋。或凌烟而孤起,或绝渚而罗陈,端庄丑怪,不可以悉状也”。苏轼对自己画作也非常得意,他在郭祥正家做客,酒醉画壁题诗曰:“枯肠得酒芒角出,肺肝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留,写向君家雪色壁。”

此后的元、明、清各朝,文人山水画一直占据主流,画法日趋多样化。尤其明清两朝,既是赏石的普及时代,也是文人画提高创新时期。其中,郑板桥的赏石观和竹石画作最具代表性。郑板桥不仅以墨竹著称,也喜爱藏石,善画怪石,还是苏轼文人画继承光大者。坊间流传着郑板桥在石砚上题“难得糊涂”的故事。据说,那一年板桥去莱州文峰山观郑文公碑,日暮借宿山间茅屋。主人是一儒雅老翁,出语不俗,自云“糊涂老人”。其室中一方桌面大的砚台,质、刻俱佳,板桥大喜。老人请板桥题名,板桥便题了“难得糊涂”四字,钤“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印。因砚石大,留白过多,板桥便请老人写一段跋文。老人挥毫立就,写道:“得美石难,得顽石尤难,由美石而转入顽石更难。美于中,顽于外,藏野人之庐,不入富贵之门也。”也用一印,印文是“院试第一乡试第二殿试第三”。板桥大惊,方知老人是一位退隐官员。有感于糊涂老人的雅号和跋文,板桥又补写了一段:“聪明难,糊涂尤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郑板桥“难得糊涂”无人不晓,但知其为砚铭者却不多见,知其题铭过程与赏石相关者更少。

苏轼作为极具个性、独具风骚的赏石名家,其在“石文化”上的巨大成就,被他深邃豪放的文学成就淹没了。元丰五年(1082年),四十五岁的苏轼在赤壁下,雪堂中,既写下了赏石三部曲《记赤壁》《怪石供》和《后怪石供》,也创作了赤壁三咏《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和《后赤壁赋》。前者默默无闻,后者妇孺皆知。由此看来,苏轼的赏石观、赏石精神和品质,均亟待发掘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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